太宗篇19 定风波 (第2/2页)

在回京的这段时间里，那些臣下见到刘晔，多以康居王对待，见礼称大王，偏偏是寇准，始终以“凉公”相待。凉国公，才是刘晔在朝之名爵，刻意地强调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又冷冷地盯了寇准一会儿，仿佛要将之彻底记在心里，寇准依旧面色凛然，不带一丝怯态。

最终，刘晔拂袖而去，但从心里，对这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他是厌恶到了极点。

从刘晔出狱开始，大汉朝廷发生在雍熙元年之初的两场风波便开始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了。在经过充分的权衡与多方考量之后，皇帝刘旸做出了最终的决定，以停止朝廷的争论与非议。

当夜，刘旸于宫城万岁殿内宴请皇室成员，这是一场关门家宴，大汉的龙子龙孙们，只要是能走路的，都参与此会。林林总总加起来，足有上百人，世祖皇帝的血脉就占八成。

这样的阵仗，显然不是为齐王刘昀接风洗尘就能解释的了。事实上，这就是一场调和皇室矛盾的内部会议，同时也是刘旸统一皇室内部思想的会议，彻底确立自己不可动摇之皇帝权威与地位。

经过一番“开诚布公”的会谈，虽未歃血，却有盟誓。

首先刘旸立誓，世祖分封之宗法政策，永为遵从，保证诸王既得之利益，同时再一次确立诸王在封国之内的再分封之权；

其二，对于未封国赐爵之兄弟、皇子，将陆续赐封，如世祖皇帝十五字刘晅、十六子刘曜，至今尚无爵在身，连同刘晖、刘暧、刘昭诸无封国之兄弟，刘旸将进一步给个说法；

其三，刘旸及其子孙将是大汉帝国万世不移之帝室，如有僭越，共逐之。这一条实则也没什么大问题，大伙虽然对刘旸继位有些想法，但若是换任何一个其他兄弟，那就不是想法了.

一场宗室会议，从现场效果来看，当然达不到世祖皇帝当年那种一言九鼎的程度，但总归是达成了内部共识，而在此共识之下，朝廷上那些争论啊、非议啊都算不得什么了。

在世祖皇帝几十年的培育发展下，大汉皇室在帝国内部占据的话语权还是很强的，皇室争端消弭，凝聚一心，那皇权就能稳定。

当然了，在分封制下，想要皇室永远和谐稳定，那也是一种奢望。作为帝位的继承者，帝国的掌控者，刘旸自然而然想要将皇权从名到实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分封又是个不错的办法。

大汉的皇室政策与分封制度，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矛盾统一的状态中。刘旸此番，是采取了妥协态度，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要削弱诸王对朝廷影响力的决心。

封国是封国，朝廷是朝廷，两者不能一直混淆下去。

未来的历史会如何演变还不得而知，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皇帝刘旸开始一步步兑现他的承诺了。先是南洋方向，海陆大军继续保持治安，一应军需由朝廷继续提供。

以三年为期，三年之内，逐步轮换南洋驻军，三年之后，将逐渐裁减兵力，直到能够适应当时形势以及朝廷实现在南洋事务上财政平衡。

在这个过程中，南洋封国要组建起基本的军事、行政、司法、经济组织机构，官员、军队可自行委派征募，对当地进行直接统治管理，以实现最终断奶的目的。

除南北金洲、爪哇岛之外，南洋之南海岛（菲律宾）、渤泥岛（加里曼丹），将作为其余兄弟皇子的下一步分封目标，只待进一步探明形势，便启动赐封。

临海王刘海，继承了晋王刘晞的遗产，毕竟拥有一定的实力，朝廷许以万人一年之粮饷、被服、军械，助其攻略“缅甸”地区，并从其请，允许南洋舰队出兵，助其从海路进攻，提供后路后勤保证。

综合来看，刘旸是通过对世祖皇帝最后的分封诏进行完善落实，以收诸王之心，先行者保持，后进者支持，实现基本的平衡与公道。

对诸王之请，并非予取予求，比如安东王刘渊心心念念的“秦王爵”，到了也没有争取到，最终失望而归。

而如康居王刘晔，非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被刘旸下令圈禁宗正寺一月处罚。这是对当街杀人事件后续的处理，经“调查”，死者以纵马伤人、威胁王驾，其罪当死，然刘晔擅处私刑，有违制法，影响败坏，因而处以圈禁。杀人者周隼，虽奉王命，仍需受罚，判流刑，流疏勒，刘晔的王城

当然，此事到这里只是将刘晔的问题收了个尾巴。就同许多人期待的那般，紧跟着，皇帝又召唤徐王刘承赟、赵王刘昉、齐王刘昀以及魏王刘旻，与诸王共商宗室犯罪处置事宜。

接着刘晔之事带来的巨大舆情反响，刘旸是决议推动在宗室犯法上法条空白的填补，他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

多年以来，宗室上下积极开枝散叶，成员越来越多，分布越来越广，将来也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远，但宗正寺的管理条例稀疏，机制落后，已不能满足当前宗室成员的管理需求，必须加以整改完善。

当然，不管嘴上说得有多好听，最终目的，还是刘旸想要约束宗室特权。比起之前，刘旸一改迂懦，表露强势，始终占据主动，如此经过与几个亲王的仔细商讨后，一份全新的宗室管理条例出台了。

在新条制中，最核心的只有一点，宗室子弟之中，唯有具名爵者方拥有“司法豁免权”，其余人等，与所有权贵一般同受朝廷法制约束。

不过，为了维护皇室的神圣性，一点特权不给，也不现实，因此，倘有宗室成员犯罪，在正常的司法流程之后，还需宗正寺审核、复议，总之，宗正寺才掌握最终处置权。

可以想见，这份全新的宗室管理条制的出台，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于大臣而言，这是皇帝的妥协，皇权的自我约束，于刘旸而言，却是突出自我，增强皇权生命力的举措，各有所得。

促进宗室管理新条制的出台，或许就是刘晔杀人之事的积极意义了。虽然这分条制，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并不是那么适用，毕竟，像寇准那样的铜豌豆实属稀有，但存在就是其最大的意义。

同时，冒犯折辱皇室宗王，也不是一点代价没有，即便再冠冕堂皇。首先开封府尹宋白就丢了权位，谪迁青州任知府，以其昏聩无能，虽然级别上降得不多，但政治地位的落差可谓直落凡尘。

至于挑起事端的寇准，则难谈好坏了，外放襄州知州事，正式主掌一大州，算是迈入仕途生涯一个新台阶，但皇帝同时又加了一道明诏申饬，说其狂妄自专，不知所以，皇帝对他的印象似乎不大好了。

另一个受到责难的大臣，则是尚令吕端，以奏章上存在一字之缪，过去吕端虽然时常出现些小糊涂、小狼狈，但这一次，显然别有意味。

而随着诸王之事渐定，皇帝刘旸方得以把重心放到帝国军政的改革调整上，正式开启属于他的雍熙时代.